陶淵明這個名詞已經(jīng)作為純粹的隱士,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篇,可謂深入了中國文化的骨髓,每每一提到陶淵明就會想到他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想到那種超然物外的隱逸情懷,那種不問塵俗世事的清醒與瀟灑,而歷朝歷代以來,幾乎都把陶淵明當作一個一點也不關心國家大事政治形勢的第一隱士、"隱士之宗",事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他幾乎被誤會了近一千七百年,而且還有可能會被繼續(xù)誤會下去。
陶淵明出身于東晉一個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陶淵明在這樣的家庭長大,耳濡目染,首先就決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對政治和朝廷漠不關心。
陶淵明年幼時,家庭敗落,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親小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只能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受著外祖父的熏陶,長大后他的個性、修養(yǎng),都有了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子》《老子》為宗而黜《六經(jīng)》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jīng)》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家庭環(huán)境與時代思潮,讓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說,陶淵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懷。這也是從教育上決定了陶淵明,是個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讀書人。
陶淵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懷著儒家"大濟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遞交了辭呈。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辭謝了。
隆安四年,陶淵明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quán)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幫兇。他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一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一詩里寫道"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fā)出了深長哀怨的嘆息,他對做官有些失望了。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濟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難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quán)。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xiāng)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甚為不滿,從這一點來看他是非常關心政治局勢的,也是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
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lián)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也就是現(xiàn)在江蘇鎮(zhèn)江一帶,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陶淵明見時機已到就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zhèn)軍參軍,無道隱,有道出,他好像從黑暗中看出了一點希望,這個時候的陶淵明是何等的積極入世。
劉裕打入建康后,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積重難返的腐敗現(xiàn)象。經(jīng)過劉裕的改革整頓"內(nèi)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劉裕的性格、才干、功績,頗有與陶淵明相似的地方,這讓陶淵明一度對他產(chǎn)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xiàn)象,又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經(jīng)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看得出,陶淵明的隱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懷時時牽絆著他,分裂著他。
他于義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轉(zhuǎn)入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那個傳誦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發(fā)生在這個時候。上任時,他碰到潯陽郡派遣的督郵來視察,屬吏說:"當束帶迎之。"陶淵明嘆息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幾折腰",而且當時的縣衙橫征暴斂,他看不慣,遂授印去職,陶淵明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終于失望地離開。
陶淵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而結(jié)束。
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xiàn)"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又不斷絕望的十三年。最后只能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統(tǒng)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堅定決心,他的隱,因此是失望之隱、絕望之隱。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他愛菊,宅邊遍植菊花。一首《從雜詩》至今膾灸人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不俗,勝似仙人。
陶淵明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記》一開始描述了桃源幽美與閑靜,同當時丑惡動亂的社會現(xiàn)實形成鮮明的對比。通過桃花源的新奇構(gòu)思,描繪了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的人間仙土:沒有君主,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由自在,豐衣足食、農(nóng)耕及時;人丁興旺、衣著簡樸、老幼和諧。陶淵明要表達的思想就是,假如沒有賦稅和徭役,在百姓勞動耕作的基礎上,他們是完全可以取得富足安逸的生活的。那篇文章所表現(xiàn)的對理想社會的憧憬與歌頌只是其表,陶淵明其實是切入政治的,他所真正想要表達的,正是對當時社會和無道政權(quán)的不滿和強烈否定。他是入世后讓他矛盾,轉(zhuǎn)而尋求出世的人。
由于鐘嶸在《詩品》里大力推崇陶淵明,說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后世就奉為圭臬,以為他是徹徹底底、完完全全超脫塵世的大隱士。有人折中地說陶淵明是先官后隱,其"隱"的名氣太大,超過詩名,后來陶淵明突然頓悟,則是真隱了。我并不同意,事實上,我認為真正的隱士只有一個,應該是漢朝的嚴子陵,皇帝請他做官他也不做,把腳還撂在天子肚子上,皇帝最后無奈只能讓他留在浙江,他便整天在富春江邊瀟灑度日悠游暢飲,心態(tài)也極其平和。明代皇帝朱元璋看出了嚴子陵是個真正的隱士,還替古人操心恨之入骨,他在《嚴光論》一文中告誡天下想做隱士的人說"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于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凄巖濱水以為自樂",可見嚴子陵不像陶淵明是因為覺得天下"無道"才隱的,漢光武帝很有魄力和建樹也很有誠意,嚴子陵見天下"有道"還能隱,這才是真隱。
因此可見,陶淵明的隱居是沒有完全超越政治的,和我有同樣觀點的,可以舉魯迅的例子,他在他的名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與酒之關系》里面寫道:"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陶淵明留下那么多詩文,就是告訴大家,他的隱居,是迫不得已的,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還需要隱居做什么呢?
陶淵明看上去瀟灑絕俗,實際上心境兩難,他是個瀟灑而矛盾的隱士,而后人只看到了他的瀟灑罷了。
稿源:荊楚網(wǎng)
作者:宋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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